以德治党和依规治党相结合与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一个从最低的义务的道德到最高的愿望的道德的金字塔结构，越往上愿望的道德性越强，对规范主体的要求越高。
上述成果代表了数字立法出台为驱动的研究，主要贡献在于解释、评价和完善相关规范。数字法学的主要方法可二分为围绕规范展开和数据建模驱动，前者通过解释或重构法律规范取得成果，后者主要以定义任务设计模型满足需求。
基于前述工作流程，法学研究者的参与至少能够为模型设计工作提供三点支持与便利。总体上，围绕规范的方法，与前数字时代研究设置议题的方式基本相近，都是以法律如何实现规制、如何变革压力为出发点来提出问题、设计方案。面向实务培养并设计融合数字技术的课程体系的可行性。结语：迈向数字法治 人类社会步入数字智能时代的趋势已然十分明朗，数字革命带来新的社会秩序挑战，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都面临再阐释甚至是重构。笔者认为应当由法学研究者积极、主动承担对接任务。
鉴于此，本文提出数字法学这一概念，是基于当下可见的理论和实践摸索，尝试在类型学方法下展开理论梳理，一方面初步提炼该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所共通的思维方法，另一方面为今后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撑。在数据层面，数字法学所做出的贡献在于实现法律语料的结构化处理，使其真正转化为有价值的要素资源。如果无法及时调整、适应或者认同学科间的科研评价体系，则可能对交叉研究的长期良性循环产生较大阻碍。
如果以上预判得以成真，那么成型且服务于工业时代的现存法律体系将面临整体推倒重来的必要性。二是数据法学，侧重于对数据的收集、使用与处理、竞争与垄断、共享与转让等数据行为展开论述。数字法学在法律场景下开发模型，不能简单直接套用基础算法，而是应当采用当前提倡的数据+业务双轮驱动的模式，通过还原业务的本来面貌来改造通用算法，以设计出反映真实业务场景的算法结构。故此，在有限资源下数字法学应当更加侧重于培养包括但不限于法学知识工程师、法律流程分析师等未来法律职业从业者。
其次，数字法学有助于实现两个统一。三是本文所特别强调的这次也许真的不一样，本轮数字技术将社会带入数字智能时代，也许是和农业时代、工业时代比肩的新的人类文明时代。
（2）从政府层面看，数字是权力运行的产物。数字法学在该维度的进展，有助于更契合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摘要：数字法学是近年来兴起的数字技术和法学理论交叉的新领域，不仅是科技和法学的深度融合，而且是跨文理学科的新研究范式和新法治实践的全面整合。诚然，要支撑一门学科涉及众多问题，需要广泛深入的研究，绝非本文所能够达成之目标。
旨在从数据的分析中获得知识，以更好服务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其二，学术队伍对研究范式更为包容和多元。《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专篇提出建设数字中国，并就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及数字生态的打造与建设做专章规划。法治一直被认为是西方话语所主导，而中国的数字法治实践已然走在了全世界的前列，这是我们为世界法治发展和世界法学理论做出中国贡献的绝佳机会。
与规范解释者笃信现行框架足以化解变革中困境的思想相似，数据驱动论者认为只要能采集到相关场景的活动数据，运用数据建模的一系列技术，就可还原场景、提炼规律，进而对未知世界展开预测。数字法学作为一个跨学科的交叉平台，在数据驱动范式的第二个步骤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过去西方法学交叉领域研究的兴衰史看，若始终难以形成强有力的学科基础论研究，则有可能在一股热潮后面临停滞乃至消亡的危机。数字法治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运用于法学理论和实践，产生了一批科研和实践成果，如法学理论对数字主权、数据权利、网络安全等问题的研究成功推动立法，加快了健全数字治理体系，又如法律实践领域对智慧法院、智慧检务等司法数字化应用的积极探索，提升了数字时代的司法效能。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之一，应当为数据的生产与流通提供法治保障。一类研究关注单纯的线上服务，如智能投资顾问系统的责任承担主体问题，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确定问题等。数字法治研究院由法学院主导，同时邀请了一位计算机学院知名教授担任副院长，并有多名计算机学院老师实际参与。裁判文书被公开后，以该类数据为基础的学术成果较以往明显增多，而且此类数据已成为被使用最多的语料。研究者要将法律适用场景中的业务需求，转化为算法开发的任务类型，比如量刑预测归于分类的任务。（二）基于数据建模驱动的数字法学 1.议题设置的方式 数据建模驱动的方法始于科研或工程，首先体现在问题解决思路的默认前提上。
4.落脚到解释或重构 规范研究至此，已到最后提出方案、对策的阶段。二则关注数字技术引发的秩序挑战，即是否必需调整现有秩序，既有的制度框架能否包容新生事物，抑或必需大幅度调整现行制度框架以解决新的社会问题。
基于前述工作流程，法学研究者的参与至少能够为模型设计工作提供三点支持与便利。交叉培养的数字法学生需要掌握两个学科的知识，在总课时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分配课时、筛选最有价值的课程尚待深入研讨。
算法开发更是离不开训练和测试数据的支持，但凡数字化的进程较为发达的医疗、金融、交通等领域，皆为数据质量较高且易得的行业。根据笔者调研，法学学科与计算机学科各自存在一套截然不同的科研评价体系。
此类事件驱动型的研究，其动力源来自政府监管经济政策风向的影响，以及法律制度对处理社会经济新状况的相对滞后。近两年网络平台的反垄断问题成为了研究热点，相关研究成果基本都会涉及国内外几宗大型互联网企业大额罚单事件。1.工具论的两类场景 将数字技术作为法治的工具，是在法律人有关的实践活动中使用数字技术作为工具以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工作质量。二是数字法学的主要范畴，以梳理其聚焦的最主要议题。
探究对象论兴起的原因，有助于总结数字法学对象论研究的主要贡献。第一类是解释论，往往针对数字领域有新立法出台时，以及传统制度规范足以回应数字技术变革下时使用该方法，比如前述针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研究，文中明确提及采用的是解释论的方法，再如前述针对《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2款的研究，研究对象显然与法解释学高度相关。
技术背景学者的参与，对数字法学的研究贡献显然是重大的，包括但不限于（1）提供不一样的数字思维。总体上，围绕规范的方法，与前数字时代研究设置议题的方式基本相近，都是以法律如何实现规制、如何变革压力为出发点来提出问题、设计方案。
以科研发表为例，法学学科强调中文法学专业类的期刊，而计算机学科的高质量成果主要收录于英文计算机专业类的高水平会议论文集。从国内法学学术史来看，较早研究的范式是比较法式的，以引荐两大法系的制度以及理论为主，后来逐渐强调针对解决中国司法问题的法教义学研究，同时兴起了法律实证研究等偏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方法论，当前形成了以规范研究为主、多种研究方法并存的学术格局。
以数字技术为起点是数字法学明显区别于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的特殊所在，即数字法学作为一个新兴交叉研究领域，其基于法学视角看待数字技术，其中包含两个层面，一则看到数字技术的革新变化，这就要求即使采取的是规范研究传统路径，也必须具有技术思维，需要首先了解所研究议题基本的技术原理。归纳既有的对象论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四点原因导致上述议题成为研究热点： 其一，新的数字立法出台。数字具有多重社会含义，高度概括了本轮信息革命浪潮的主要影响。其次是提供法律定性的基础学说，如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研究，被定性为不同法律属性的财产在基础法律制度中会存在极大差异。
模型设计的起点如未能准确定义业务的需要，则工作的效能和创新将大打折扣。其四，数字实践活动的新动态。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均属于数字技术的基本范畴，上述相关概念与数字法学并非排斥的关系，而是具有很强的包含或者深度交叉的关系，如有学者已提出数字法学应该包括数据法学、网络法学、人工智能法学等基本板块，而数据法治、网络法治、人工智能法治均是数字法治建设的应用场景。比如针对网约车行业，相关研究提出了混合规制的规制原则。
要素、平台和产出构成了数字时代从抽象到具体的不同层次，数字法学研究已然都有所涉猎。该部分难免存在研究者的价值判断，但是应当将价值选择的过程予以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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